衡阳究竟要不要思想解放？这个问题已经不值得讨论。纵观改革开放三十年，衡阳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发展良机，关键在于我们的思想就一直没有彻底解放过。
改革开放之初，衡阳有老工业基地基础，工业产值和增加值在全省稳居第二，有交通枢纽优势，有有色金属和非金属资源，有丰富的劳动力，应该说快速发展所有的条件都具备，就是因为思想不解放使我们一次又一次与发展机遇擦肩而过。
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还没有结束，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还刚开头，我们有些先行者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当时衡阳市政府准备在香港设个办事处，并联系上了一位林姓老板。这位林姓老板很热情，忙前忙后，市政府也派人去了，谈妥了一些事情。但回来后根本不敢汇报，一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意见不统一，二是地委那一关过不了。最后连港商送的两辆好车都不敢开出来用，一直锈死在车库里。其实，锈死的不只是两台好车，而是锈死了整个衡阳经济。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要是当时这个办事处建成了，那就成了衡阳对外开放的窗口，“港风”就会源源不断地吹进来，港资也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来，衡阳就抢得了发展的先机。当然，历史不会重演，也没有假设。
1983年，衡阳市政府提出了大力发展工业，“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本来这个思路提得很好，也很及时，但遭到了地区领导的极力反对，争议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年恰逢地市合并，地区的主要领导成了市里的主要领导，讨论无果而终，原来市里几个熟悉工业的领导权力大为收窄，市里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农业上。当时衡阳的基础设施不错，工业底子也很厚，如果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发展城市、发展工业上来，以市带县，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上个世纪8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给还过衡阳几次机会。一次是1984年，衡阳被定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一次是1986年，衡阳被定为全国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市；一次是1988年，衡阳被国务院批准为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都由于没有引起主要领导的重视而所获甚少。有个老同志回忆说，当时批准为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的有郴州、衡阳、零陵，省里的第一个动员研讨会放在郴州开，郴州的主要领导悉数到场，第二个会放在衡阳开，衡阳的主要领导请都请不来，第三个会放在零陵开，零陵的主要领导也悉数到场。直到今天，筹备会议的同志还耿耿于怀。
时间推移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衡阳市政府把“抓大放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写进了“十五规划纲要”，可在征求意见时，有些老同志居然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不符合共产党的宗旨，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压力面前，纲要中不得不把这一条又删去。这个时候，沿海的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了。
由于有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有这些不正常的干扰，衡阳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里，一直没有把握一个正确的方向，路线忽左忽右，目标忽明忽暗，发展也就时快时慢，一些可以先试先行的政策根本没用起来，在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我们很快落后了，后十年我们就成了追赶的十年。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清算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历史的帐也不可能算到某一个人的头上。为的是更好的看清我们的过去，看清我们的步子究竟在哪些地方走斜了、走歪了，走错了，以便把将来的步子迈得更好、更坚实。
那么，衡阳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认为主要在三个层面：一是决策层面。决策层思想不解放或者说决策力不强是衡阳经济发展的一道槛。这个决策层不是书记市长一两个人，而是整个决策集团，包括已经退居二线的能够影响决策的老干部、老同志。衡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思路清晰、眼界开阔，熟悉市场经济、有抱负的主要领导，他们也曾经提出过适宜衡阳发展的思路，但最后，要么是这些思路不能变成方针、政策、规划，要么就是有了方针、政策、规划，最后也推不动，只能停留在纸上。所以有些领导离开衡阳都是含恨而去，那些规划、方针、政策最后也不了了之。究根寻底，是各种阻力太大，压力太大，这种阻力压力弄不好，还把自己陷进去了，甚至影响政治前途，最后被挤出衡阳。在这股无形的压力面前，更多的人选择了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由于领导层面的思想不解放，在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是主抓工业还是主抓农业，是加快国有企业改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还是维持国有经济现状不变的决策上我们走了弯路。在用人上我们不敢打破僵化的体制机制，不敢不拘一格破格用人，不敢破格提拔改革创新型、开拓型、有市场眼光的战略人才，所以衡阳就出不了詹纯新，出不了宗庆后，出不了李建新，更出不了马云，同时也出不了大的政治家。比如，多年来，我们一直承认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缺乏懂金融、懂资本运作、懂经济管理的经济型人才，可在干部选拔过程中就从来没有想到过从金融系统选拔一些德才兼备的专业型人才充实到县处级领导干部中来。
二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中梗阻”，这是影响衡阳经济发展的第二道门槛。前段时间，市纪委对机关作风进行了暗访，发现上班时间迟到的，吃早餐的，上网聊天的，看股票的，带小孩的比比皆是。市纪委没有再进一步暗访下去，没有再去看看这些部门的领导上班在干什么？下班又在干什么？再访访办事效率，有几件事是能够一天办结的？有几件事不要跑十次八次，不要跑十天半个月，不要请洗脚请吃饭就能够办好的？
张雨民是衡阳市公交公司的董事长，企业改制后代表国家大股东入驻企业，去企业之前他在市政府体改委工作。谈到“中梗阻”他深有感触。他说我到企业就从“爷爷”变成了“孙子”，许多职能部门的领导原来都是朋友，见面点头握手称兄道弟吃饭喝茶不分你我，可到企业来就不行了，他们是“大爷”我是“孙子”了。“工厂比我们还好些，有个围墙，只要协调好周边的关系就行了，我们不行，城市发展到哪里，公交线就得延伸到哪里，我们的关系也就得协调到哪里，否则你是寸步难行。往往为一杯酒先敬谁后敬谁，一餐饭请谁不请谁就有可能得罪一名领导或者得罪一个职能部门。对一些明知错了的执法也不敢举报，否则你这一年就别想过好日子。”
其实为协调关系苦恼的又何止张雨民一个。一个案子一拖几年，判了还执行不了；被人诈骗几万，去报个案，人家说，办案经费紧张，你能提供办案经费就办，不能提供办案经费就别立案了；全国的银行都在代理基金、保险，相关手续应该都是总行办理，但衡阳的职能部门就是牛气，你必须提供代理保险、代理发行基金、债券许可证，否则你的营业执照就不能年检，就要对你进行行政处罚。你副手来了还不行，必须一把手到场，一把手不到场，加罚十万。相反，如果你跟某个职能部门的领导是“哥们”，你能够“摆平”某些部门，本来是个消防通道，你也可以违章建个门面，甚至能办好房产证、国土证，本来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让他成为可能。如此等等，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上通中不通”，“上面喊破嗓子，中间做做样子”，“两头热中间冷”，“中梗阻”让衡阳一直步履艰难。
一位朋友跟我说，你别看衡阳的这些房地产老板，一个个不起眼，但都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你知道建起一栋房子要协调处理多少关系?拜多少码头？他们居然能够把房子建起来，可见他们一个个都不是凡人。有个投资商离开衡阳时发了一通感慨，“我现在知道衡阳为什么叫雁城了，因为大雁飞到衡阳就被人拔光了毛，再也不能往前飞了。”
按道理，政府职能部门是为企业服务的，为企业和投资商保驾护航的，为什么政府好不容易把人家招商引资招来之后有人要“关门打狗”，有人要“赶尽杀绝”?利益作怪。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单位利益私人化。任何一点权力都要变成小团体、少部分人的利益，索拿卡要，根本不管企业的生与死。政府为了杜绝部门利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收支两条线，办事大厅阳光收费。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不能收，下面设中介机构变相收，大厅里不能收，大厅外收。拿几条烟，吃几餐饭，洗几次脚总可以吧？反正是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成立了政务中心，设立了办事大厅，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在倒好，办事大厅和职能部门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办事大厅可以接业务，但办不了事，要办成事还得多跑一个地方，多摆平一些人。因为“中梗阻”，严重破坏了衡阳的招商引资环境，使外商外资招不来，留不住，大雁来了又飞走了。
三是衡阳大众庸俗文化这道门槛。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拉帮结派，互为圈子。宁愿等靠要饿死，不愿去创业撑死。有了关系好办事，没有关系不办事，这就是我们衡阳文化。衡阳市煤炭局副局长刘定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屋檐的高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章从多个角度反思了衡阳低矮的“屋檐”是如何制约衡阳发展的。文章说“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相对委琐的文化氛围，产生容易满足、自责、自卑、自大、小气、短视等矛盾着的复合型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从衡阳人的生活习惯也可见一斑。衡阳人的口味特别重，嗜辣，比四川人尤甚敏感，喜欢刺激。衡阳人对字牌、麻将、扑克的兴趣极浓，每条街、每栋楼、每一个茶馆，听不到麻将声、见不到牌桌的倒不正常。外地来衡打工的都感叹：衡阳人死懒，哪怕吃低保，都不愿找事做，宁愿守在牌桌边。确实如此，尤其是三打哈盛行，是典型的宰猪心理、枪打出头鸟心态”。文章的观点有点偏激，但又确确实实道出了我们市民的生态现状。我们曾经自诩为“湖湘文化”的发源地，号称“蓝墨水”的上游，有着敢为天下先的豪情与壮志，实际上，抬头看看，我们生存的屋檐并不高远，敢闯敢冒，勇于创业并没有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
刘定安在文章中还说，“屋檐的高度，不仅是一座城市居民整体素质的高度，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积淀厚度、经济发展的力度的综合反映。”此话不假。看看我们的“屋檐”，我们自己不曾高昂过头颅，人家从我们的屋檐过也不得不低下头。凡是经历过企业改制的人都深有感触，职工安置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衡阳是老工业城市，许多人在企业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好几代人都是一个厂子的，他们始终恪守一点，“生是企业的人，死是企业的鬼”，誓与企业共存亡。就是因为安置问题，我们的不少企业改制一拖再拖，许多准备来投资的战略投资者也因为职工安置问题而畏缩不前，发展良机就这样被一次又一次拖掉了。
我们衡阳人还有个劣根性，自己不思进取，又看不得人家发达。人家来投资赚了钱不舒服，企业改制后董事长总经理拿得比他多不舒服。某运输公司改制后，国有资产大幅增值，企业效益大为好转，员工也比以前拿得多了，但由于董事长就是原来企业的负责人，董事长的收入更高了，收入差距也拉开了，按道理这是一个好现象，可企业里告状一直没有停过。动不动就告状，动不动就静坐，能够给你点不痛快就想办法给你点不痛快，这就是我们衡阳人。于是收买路钱的来了，于是阻工堵门的来了，于是索拿卡要的来了。你搞个拆迁，他漫天要价，你承包个工程，他要强揽强卖。在衡阳，很少有工程能按时完工的。在这不能按时完工的一个个工程背后，是我们衡阳人一张张丑陋的面孔。
这几年，我们建了不少广场、风光带，在街道上种了不少香樟树，这本来是利民便民的大好事，但好事做了许多人不知好。去看看这些地方，好好的设施被毁得面目全非，青青的草坪被践踏得一片狼藉，有些行道树栽了被毁，毁了又栽。我们有个文明办每个礼拜都在大街小巷督查，他们费尽心机，用心良苦，但有多少陋习我们改了？有多少陋习今天督查了明天我们不再重犯？湘江西岸风光带，本来是大家休闲的一个好去处，可这块闹市中的绿地却成了少数人藏污纳垢的公共厕所。随地吐痰，乱穿马路，乱搭灵堂，更是比比皆是。一个七月半，街上烧纸的就能把一条刚刚铺好大理石地板砖的街道烧得面目全非。
衡阳的思想解放一定要从根本上解放。要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要让大家坐不住，睡不安，有危机感，否则，我们思想解放的目的就没有达到。思想解放首先在决策层面要做实，一旦看准了就要冒着官位动摇的强势态度予以推行，千万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叶公好龙”；其次衡阳思想要解放就必须消除“中梗阻”，必须提高行政效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要消除中梗阻，必须在意识上觉醒，大家都要认识到中梗阻的危害，人人喊打；在服务上规范，要公示行政审批项目的办理要求、办理程序、办理期限、收费标准等，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阳光下，使行政服务有规可循、有据可查；有严格的制度约束，要在处罚上严厉。部分行政人员敢于铤而走险，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必须给予党纪处分、行政处罚甚至下岗走人。同时，建立主管领导责任连带制度，强化主管领导责任；还得对机关衙门进行消肿，精兵简政，打掉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提高办事效能；再次衡阳要发展还得想办法提升我们“屋檐”的高度，而屋檐高度的提升，靠我们每个人素质的提高，体育馆、图书馆、电影院、歌剧院、公园、广场这些基础设施也要予以保证，提高城市品位，一步一个脚印把衡阳发展推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