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厂矿内迁运动，前后历时约3年半，有大约40家国营厂矿内迁，647家民营厂矿内迁。内迁厂矿在迁入地的分布上, 以四川250多家为最多，湖南220多家居次，广西、陕西、云南等省又次之，共有200家左右。 

湖南200多家内迁工厂中，迁入衡阳的为最多。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自1944年5月31日奉命办理协助湘桂各厂二次内迁，到8月底衡阳陷落时统计：“湖南、广西、广东三省有539家厂矿,遭劫的396家,占73.3%，其中桂林156家，衡阳有83家，柳州26家，祁阳17家，攸县15家，梧州9家，湘潭8家，零陵7家，钟山及邵阳各6家，长沙5家，全县、贺县、常宁及耒阳各4家，南宁、衡山各3家，其他地点36家。未遭劫的有143家，包括湖南境内沅陵55家，辰溪49家，洪江及新化各3家，安江及杯田各1家；广东省境内曲江13家，乐昌11家，连江4家，仁化2家，信宜1家。”

据工矿调整处以上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中，迁入衡阳城区的有83家，迁入衡阳下辖各县的有11家，其中常宁4家、耒阳4家、衡山3家。

四为工商繁荣。内迁工业企业以及一大批企业家的入驻,不仅为衡阳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培训了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更带来了先进的经济发展观念。以工业为龙头，加上交通枢纽和战时军事指挥中心的独特地位，融汇商业、金融业等元素，衡阳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

大量金融资本涌入衡境，一时间衡阳银行林立。国民政府为建立和强化战时的金融垄断体制，在着手部署工业内迁的同时，在武汉成立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处 (简称 “四联总处”)。

“四联总处”是战时国民政府最高财政金融管理机构，下辖12个分处，其中成立于民国二十九年 (1940) 1月1日的衡阳分处 (办公地点设南正街8号)，是“四联总处”之下权力仅次于重庆分处的一个分支机构。 

随着战事不断扩大，华北、华东、华南等广大地区的国家行局、省市地方银行、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被迫内迁转移，像中国银行战前即在衡阳设有办事处，1941年7月长沙支行也撤至衡阳。中国农民银行衡阳办事处奉命改为分行，直属总处领导，辖湘潭、零陵、长沙、邵阳等办事处。广东省银行衡阳办事处、湖北省银行衡阳办事处、江西建设银行衡阳办事处、江西实业银行衡阳办事处等相继在衡开业。民营银行中，复兴实业银行总行从零陵迁至衡阳，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均在衡阳增设分支机构。湖南省银行总行早在1939年5月即随省政府南迁耒阳。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衡阳城内有各类金融机构64家，其中金融管理机构4家，银行41家，保险公司7家，信用合作社12家。 市内道后街、铁炉门一线的银行鳞次栉比，成了名噪一时的“银行街”, 当时规模仅次于重庆、昆明，号称全国第三大金融市场。

津、沪、穗相继失守后，衡阳以其战时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西南大后方的物资吞吐口。湖南省贸易局、财政部火柴专卖公司湖南分公司等商业管理机构都设在衡阳。

香港失陷后，这种地位更显重要，更多的机构和难民涌入衡阳。市城区人口由战前的10余万人, 猛增至45.6万人，大小商户多达6000余家，尤以百货、五金、绸布、颜料诸业，最为兴旺发达。如百货业由战前的93户，增至255户，增长1.74倍. 绸布业由73户增至220户，增长2.01倍。五金、颜料等业，多达190余家。当时太平洋战争业已爆发，工业品货源困难，但不少经营户，为支持军需民用, 辗转从温州、宁波、金华、鹰潭调集商品来衡阳经营，经海防从广西抢运而来的日用工业品，也以衡阳为集散地，远销西南大后方。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仅供应重庆的布疋，即达80万疋以上，约占重庆总销量的10%。此外，数以万计的难胞，为谋求生计，在衡阳主要街道摆设工业品地摊, 唱卖之声不绝。时衡阳工业品贸易兴隆, 为全省之冠。一些经历当年建市的老年人回忆，当时衡阳的南货、糖烟酒盐等食品商业相当兴旺，南货业以“惠浮馆”最大，专营批发，资本超过百万银两。

烟业店以“长发祥”开店的时间最长，持有户部烟草专卖许可证，该店专门收集衡阳各地烟草经加工后销售，有的销往长沙、汉口等地。

酒业以“吉昌玉”“义胜”的年产值最高，居全行业之首。青草桥一带有酒坊300余家，年产湖之酒、虎骨酒、烧酒13300吨，有“青草桥头酒百家”之称。

油盐业以李向荣的“泰昌顺”最有名气，常以薄利多销招引顾客，售出的油盐，不短斤两。商业的发展，也带来了旅馆、饭店、理发、照相、沐浴、洗染、修理等服务业的兴旺。

市区较具规模的饮食店有“梓园”和“竞园”，它们都设有客房和澡堂。“九如阁”规模最大，是当时饮食业中经营比较齐全的店铺, 无论包、点、面、菜都获得好评。江西人卢瑞芬开设的“怡园”，内设影剧院、旅馆、浴室、酒菜馆，备有中西餐厅，为民国时期衡阳饮食服务业之大户。

随着沦陷区工商业纷纷内迁，衡阳商贾云集，商业盛极一时，财政收入剧增，列当时国统区重庆之后排第二位。据当年衡阳国税稽征局资料统计，1940年衡阳征收省税税额占全省的20.7%。1941年底，衡阳有固定工商业4856户，营业税收入占国税的45.56%。时征收盐税的有衡阳盐务管理局；征收烟酒税、货物统税、矿税等税的有衡阳货物税分局；征收所得税、印花税等税的有衡阳直接税分局；征收房捐、屠宰税、营业税、产销税、遗产税、地价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的有衡阳税捐征收处。当时衡阳地方税捐多达18种，征收金额法币258万元，相当于国税收入1008万元的25.09%。

▲1941年10月，美国援华航空部队“飞虎队”来衡。图为美国飞虎队员与女友乘坐人力车游衡阳，从中可以看到昔时衡阳街市的繁华景象。

衡阳建市时，正值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的第11个年头。当时，衡阳经常是一日数惊，风声鹤唳。1938年中秋节，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夜袭，投弹百枚，小西门被炸成焦土。1939年4月6日，敌机把1公里长的下长街全部炸毁。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空袭更加频繁，这年的8月10日至23日，17架日机，两次袭击，轮番轰炸，衡阳市成了一个火海，摧毁了半个城区。这年10月，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再次轰炸衡阳地区，衡阳电厂、常宁水口山矿等工业设施被炸。但英勇的衡阳人民从来没有被吓倒, 他们和迁衡的国民政府众多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以及更多为免遭侵略者加害和屠戮从华中、华东、华南各地投奔衡阳而来的难民群众一道，走出掩体，政府重新开门，工厂重新开工，学校重新开学，店家重新开张，道路重新开建。就这样，建了炸、炸了建，建了又炸、炸了又建，衡阳城一次次浴火重生。

一时间，衡阳城内，湘江两岸工厂遍布，店铺林立， 市场繁盛，铁路、公路、水运畅通，文化教育发达。当时，衡阳的工业多设立在南起白沙洲、北到合江套的湘江沿岸，绵延约10公里；与之同时，衡阳的商业亦沿湘江西岸，北起青草桥,南至洪家塘,大小商铺，陈列百货，可谓东尽闽浙之利，南列粤桂之珍。入夜，城区大街小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一度被誉为 “小上海”。 

此时衡阳建市，正是对这种工业实力和经济价值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衡阳人民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困苦条件下不屈不挠、奋勇前行的最好鼓励与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