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经过中国韵文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商议通过，衡阳业余赋文作者李慧星入会。 

李慧星先生，笔名愚叟，祁东县人。他醉心于文博研究，擅长散文、诗词、训诂，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收藏协会会员。

多年来，李慧星先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钟情于韵文写作，尤以赋见长。其赋言简义丰，笔力遒劲，意境深邃，在多处勒石立碑，代表作有《重修来雁塔赋》《雁峰酒赋》《李氏春秋赋》《桃李江南赋》等，截至目前有40余篇韵文作品发表于《湘声报》《衡阳日报》《衡阳晚报》等刊物。

韵文是讲究韵律的文学体裁，包括赋、诗歌、词曲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韵文学会成立于1984年，是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国家一级学会，会员学历门槛原则上为博士研究生。而李慧星先生凭借扎实的韵文写作功底，以及大量高水平的韵文作品，被该学会吸收为会员。

（附其关于赋的创作研究作品《也谈赋文欣赏》一文，以飨读者。）

也谈赋文欣赏

■李慧星

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

赋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是诗歌向赋的过渡，叫“骚赋”；汉代正式确立了赋的体例，称为“辞赋”；魏晋以后，日益向骈对方向发展，叫做“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叫“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为“文赋”。

在古代文学这座百花园里，赋是一种盛开的名花。犹如雍容华贵的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又如天生丽质的贵妇，“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还犹如瑶池琼宫的仙乐，“此曲知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排在中国文学四大宝典之首的汉赋，不但在唐以前的纯文学的领域中，是主要的流行的文体。而且，有些古代学者认为它的地位比诗高。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当时传世作品时，先赋后诗，赋分四种而诗仅一种。梁萧统《文选》甄录历代作品，也以赋为首而诗次之。在五言诗及乐府诗形成并逐渐兴盛之后，赋也仍与诗并列。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心雕龙》论文章体制，也是先诗与乐府，然后以赋紧列于后。

衡阳古代写赋人写得最好、流传最广的当属元代衡山义城乡十三都，连中三元的状元何克明。其廷试时所作的《云梦赋》。“驾洞庭之飞艎,览熊绎之故墟,伟云梦之钜,泽控天南之一隅,尔其雄跨大江,延袤千里。”流传至今。

古人写衡阳的赋文中，流传最广的，当属晋·张载《酃酒赋》。“惟贤圣之兴作,贵重功而不泯。嘉康锹之先识,亦应天而顺人。拟酒旗于元象,造甘醴以颐神。”

唐·王棨《回雁峰赋》“轻岚侵碧落之色，斜影染晴江之水。”“遇瀑布而如惊飞缴，映垂藤而若避虚弓。

晋代杜育《荈赋》“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据传是最早记录南岳产茶的赋文。

（一）

赋文应题材广泛，构思巧妙，立意高远。历史上用赋所描写的事物，可谓汗牛充栋，什么都可以成为赋文所描写的对象。细小处花鸟虫鱼，奇石枯木，人物异事；宏大处江河湖海，山峦溪谷，繁华都城都可赋文。左太冲写《三都赋》，构思十年，家门口，庭院里，厕所里，都摆放着笔和纸，偶尔想出一句，马上就记录下来。

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赋文的主要作用是写景状物，作者的情怀借赋言志，感情的自然流露。“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春觉斋论文》谓：体物乃立赋之体，写志乃达赋之旨。为体无他，非颂扬即戏嘲；为旨无他，非讽喻即无聊。不管如此铺摛，必有旨趣，否则不足以传播也。

《枯树赋》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羁留北方时抒写对故乡的思念并感伤自己身世的作品，全篇荡气回肠，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恨和人事维艰、人生多难的情怀尽在其中，劲健苍凉，忧深愤激。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以致当代的伟人也终生颂咏，可见其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的深厚。

（二）

赋文应辞藻瑰丽，铺陈叠翠，锦绣霞帔。赋，作为一种文学体例。不可否认，骈词俪句与赋文体裁一结合，就显示其勃勃生机，辞藻华丽，语句抑扬顿挫，比诗更能拓展叙事场景和文体架构，比散文更具诵读唱和。“散文主气势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

是故，骈赋发展至今天，越来越多的赋作者运用骈文的表现手法来书写赋文。

古代为赋者，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形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叙事，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文的又一重要特征。

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东汉班固、张衡，晋代左思、郭璞等所作的描写京城、宫殿、游猎、江海等巨大对象或敞阔场面的赋。它们的特色是篇幅巨长，局面敞大，词彩壮丽，气势宏伟。而且集冶骈、散词、楹对、韵文于一炉。

司马相如《上林赋》描写山水木石穷极艳词丽句，铺陈孤绝辞藻，谋篇气韵雅致，可谓工巧琳琅，无以复加。

描写山石树木“于是乎崇山矗矗，巃嵷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嵳，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岩陁甗崎，摧崣崛崎。”

刻画洛水神女“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娴都，靓妆刻饰，便嬛绰约……皓齿粲烂，宜笑的皪；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清·张裕钊在评价《上林赋》时：“赋胜处最在瑰玮宏奇，倜傥骏迈，峭逸嫖姚，不可为状。而司马长卿尤以气胜，其空中设景布陈最虚眇阔达，前后一气嘘吸，回薄鼓荡，如大海回风，洪涛隐起，万里俱动，使人目眩而神傥。”

古代也有一些赋评家对这类大赋多有微词，说成是“繁花损枝，膏腴害骨”。

笔者确认为：为赋者，尤其写大赋者，特别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盛世隆昌，歌舞升平时写赋，如果没有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文字去烘托太平盛世之景，没有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声韵去击节颂咏，就不能称之为一篇好辞，更不能称之为一篇好赋。窃以为赋体，就是要铺采缛文、繁重凝滞、丽词堆砌。反之就不是赋文体例。

为画者，淡墨晕染，简笔素描是一种美；那浓墨重彩，层林浸染不也是一种艺术美吗？山水写意是艺术，花鸟工笔同样是艺术！反映时代的变化，描写宏大的场景，笔者认为，非赋莫属，鲜有其他文体能出其右，与之比肩。

《文赋》也认为，赋是铺采缛文的文学体例。这种体例在文学史上获得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是别的文学体例很难达到的理想焕彩境界。堆砌华丽的词藻，选用古拙会意字叠加，以增加文字文章的壮美，也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根本所在。在很大程度上，本人是不赞成赋文与现代散文平淡地融合，或者口语化去适应大众的。

好在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观点我是赞成的：赋，其特色在于通过铺陈辞藻，展示文采，以体现物象，抒写情态。可以想象得到，既然要铺陈，就难免夸张。所以扬雄也说：作赋一定要用类推的方法，以最美丽的语言，写极广阔的规模，使别人无法超过赋的外形，这在各种文体中也可以说是最奇特的。

（三）

赋文应词性对偶，韵律铿锵，平仄合范。魏晋以来骈文兴起，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被称为骈体。在声韵上，则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由于骈文注重形式技巧，故内容的表达往往受到束缚，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

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十分流行。

骈赋对仗工巧，音节和谐，使人一新耳目。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佳作。《芜城赋》《雪赋》《月赋》等就是这时期的典型代表。

无论骈赋、律赋、还是古赋、文赋，只要是赋，必须押韵，这也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要特征。

有人可能会问，杜牧的《阿房宫赋》和东坡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似乎有出韵之处？

这就是我们自己肤浅啦，我们只知古律诗大多一韵到底，“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却不知道赋文韵脚更严格，赋文由于一般较长，有一韵到底的，有一段一韵的，也有一节一韵。文中变韵，是诗歌无法做到的。也是赋文千古流传的魅力所在。

当然，赋文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而文赋的押韵特点是允许韵句与散句相间，且押韵方式较随意，转韵换韵而已。

《雨村赋话》说：“《秋声》《赤壁》，宋赋之最擅名者，其源出于《阿房》《华山》诸篇，而奇变远弗之逮，殊觉剽而不留，陈后山所谓‘一片之文押几个韵者耳。’”

当然，文赋在某些章节，写景、抒情时用韵。对话、叙事、引用时则较随意。这要有相当功底和名望之属方能为之，初学者应力戒之。

哲学上有个命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辞赋的发展之所以会经过骈赋这么一个发展阶段，为当时社会所接受，并得到极大的繁荣，就一定有他存在的道理。

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行文如散文，押韵近于诗。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诗为赋心，赋为诗体。单就文来说，又可分骈文与散文两大类。句尾押韵或不押韵，是前两者的基本区别。

律赋是骈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更为严格的产物。律赋除对仗声律的要求外，还必须依照顺序的韵脚押韵。

《古文辞类纂序》“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这种韵脚一般由两个四言句子组成，即限用八韵。如唐玄宗开元二年试《旗赋》，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为韵。据五代时人冯鉴《文体指要》的记载，律赋限韵，始于这年。宋代试赋，也沿唐制。这实际上是推动了韵赋的发展的。王棨《江南春赋》，黄滔《馆娃宫赋》就是成功的范例。

在汉代的文集中，有许多的文章冠以赋名，但通篇不押韵，就不能称之为赋，而只能属于另外一种文体。

（四）

赋文应典故间用，镶珠嵌玉，信手拈来。辞赋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文辞上讲究施典和用故。喜用典故、堆砌怪绝生僻字词，营造一种曲高和寡的气势，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这种风格一直被视为赋的正宗。这在汉代的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尤为突出。后人评价“一缄疏入掩谷永，三都赋成排左思。”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因为当时人们竞相抄写左思《三都赋》的场景。

说起文章用典故，就会认为是在搬弄学问或者掉书袋。作赋擅于用典故，在当今几乎已经是个略带一丝贬义的词汇了。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用典，就是援引古人、古事和古人的话来加强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古已有之。

过去一些旧塾学堂，先生让学生作文，一个重要要求，要熟记《笠翁对韵》《声律启蒙》。《训蒙骈句》，师曰：“通古之变，集典化珠。”

六朝庾信《谢赵王赉白罗袍裤启》：“垂赉白罗袍裤一具。程据上表，空谕雉头；王恭入雪，虚称鹤氅。未有悬机巧绁，变缪奇文，凤不去而恒飞，花虽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暂暖，弃百结之长寒。永无黄葛之嗟，方见青绫之重。对天山之积雪，尚得开衿；冒广厦之长风，犹当挥汗。白龟报主，终自有期；黄雀谢恩，竟知何日？”一篇不到20句的短文，就用了8个典故。

这里最典型的当属被誉为千古骈文，王勃·《滕王阁序》用了46个典故，创造了66个成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每一句话，只要你一读，典故成语故事就会一串串地蹦出来。文章除少数虚词以外，通篇对偶。句法以四字句、六字句为多，对得整齐；又几乎是通篇用典，用得比较自然而恰当，显得典雅而工巧。文章的历史文化厚度，文章的文化内涵广度，文章的文采高度跃然纸上。以增强赋文的文学性，雅致性，可读性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特性。

写出一篇好赋，不仅要有生活阅历和历史文化和文学知识的积累，还要有灵性，这种灵性或许就是那么刹那间的灵光一闪，你捕捉到了，就会文思泉涌，宛如神助，犹如银河倒悬，白练当空，大气磅礴，一气呵成。如果没有捕捉到，你就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也会不得其法，才思枯竭。哪怕写出来几句，读来也如同嚼蜡，枯燥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