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11时30分左右，衡阳县关市镇某村小学一年级学生阳羊(化名)拄着双拐参加完期末考试后，兴高采烈地走出校门。

这是8岁的阳羊第2次就读一年级。2年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阳羊不可能从“鬼门关”逃生。2018年12月24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阳羊被一台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刮倒后，拖行挤压在桥护栏中间，场面极其惨烈。

一方面，是儿子亟需巨额救命钱;另一方面，是肇事者态度恶劣，甚至想变卖肇事车辆，而商业保险公司又以必须诉讼裁决为由拒绝支付医疗费。阳羊的父亲阳刚(化名)来到衡阳县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援助，这下不仅保住了孩子的命，更保住了孩子的腿。

自2016年司法部在衡阳市开展社区参与式法律需求评估试点后，该市专门为农村留守妇女儿童、下岗工人打造的“绿色通道”“直通车”等法律服务模式应运而生，截至今年7月，全市共办理两类特殊群体法律援助案2937件。

因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工作突出，市法律援助中心获得2019年“中彩金贡献突出单位”，主任赵穗云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

6岁孩童遭遇车祸受重伤

失血性休克，粉碎性骨折，头、胸、腹腔脏器损伤。在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诊断证明中，阳羊的伤势多达21项，项项危重。

“大家都说没救了，卡在大货车和护栏中间抱不出来，胸部以下基本碎了。”事过2年，阳刚仍然不敢想像当时的场景。当日下午，在外务工的他接到消息赶到现场后几欲晕厥。

阳刚告诉记者，为了保住孩子的命，他在医院就签下了截肢手术同意书。考虑到孩子只有6岁，医生还是尽力保住孩子的双腿。仅在ICU抢救的2个多月，阳羊便做了18次手术。欠下医院10余万元医药费后，阳羊已处于基本停药状态。

为了筹集巨额医药费，阳刚多次找到负事故全责的肇事司机万某，但对方态度恶劣，支付2万元后便以无钱支付为由要阳刚向法院起诉。而商业保险部分，也称只有起诉才能赔付。

阳刚夫妇都是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能借的钱全部借遍了，哪里还有钱请律师打官司?”

“没有钱，他们会帮我吗?”带着疑虑，2019年2月10日，阳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县法律援助中心，见到了从事法律援助工作19年的主任雷铭钧。

雷铭钧决定办理该案，简化程序立即着手启动诉讼程序并收集立案及先予执行、财产保全所需的全部材料。次日，衡阳县法院立案。2019年2月13日，商业保险第一笔赔付10万元到位，肇事车辆被查封。

经过2次开庭，商业保险公司限额50万元全部赔偿到位。今年6月1日，阳羊出院。6月30日，阳羊被鉴定为7级伤残。

对于这样的结果，阳刚以前想都不敢想，“如果没有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别说保住孩子的腿，就连命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

目前，雷铭钧准备启动第二次诉讼程序，“万某态度仍然恶劣，必须用法律武器，让其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绿色通道”保障留守妇女儿童权益

阳羊案只是衡阳市办理的众多农村留守妇女儿童法律案件之一。

“这类群体普遍存在文化素质较低、法治意识淡薄、维权能力弱等问题。”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肖精华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为维护好留守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该市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

情况紧急的采取先行受理，事后再补办手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留守妇女、享受低保待遇、特困供养待遇、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妇女以及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权利的农村留守妇女申请法律援助的，一律免予经济困难审查，直接给予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

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后，是让受援人被动接受指派律师还是主动选择满意的律师?衡阳市建立的法律援助律师专业分类名录给出了答案。这份名录载明了律师专业方向、执业年限、办案经历等，在确定法律援助案件承办人时供受援人选择，充分尊重其意愿。

县司法局副局长陈航一介绍，该县推进“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品牌建设，健全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机构，在民政局、团委设有法律援助联络站点。对于妇联、未成年人管教所等援助站移送的留守儿童申请法律援助的，即时受理即时指派，并要求承办人员注意保护儿童个人隐私。

为下岗工人撑起法治蓝天

因社会发展需要，衡阳市一大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下岗工人。随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一些因改制导致的法律问题不断凸现，其中以雁峰区为最。

“主要体现在劳资纠纷、工伤赔偿、追索劳动报酬等劳动保障事项方面。”雁峰区司法局副局长匡勇卫坦言，这类案件大多存在年代久远、证据难固定、诉讼时效受约束等现实问题。

甘心(化名)是雁峰区人，1992年负伤退伍分配到某啤酒厂工作。2000年该厂经改制被某品牌啤酒公司收购，甘心被安排到新的岗位，负责欠款催帐。2003年，甘心所处部门解散，其被要求在家中等待工作安排通知。

不承想，这一等便是15年，且未收到任何补助。其间，甘心多次找到企业要求安排工作未果。2018年，他来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衡州法律服务所李振荣被指派承办此案。

甘心与原啤酒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07年到期，如今申请劳动仲裁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与改制后的某啤酒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应给予其2003年以来的最低生活保障?在与甘心本人沟通及对全部卷宗材料梳理后，李振荣认为上述3点是本案的重点和难点。

随后，李振荣代其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起仲裁。对方律师认为，甘心多年未在岗，应认为是自动离职。

李振荣提出，甘心是在国家计划指标内劳动人事部门分配到国有集体单位工作的正式职工，改制后的某啤酒公司没有与其另行签订企业改制转项协议书，而是接受原劳动合同，其固定工身份并未转换。甘心的劳动合同于2007年到期后，用人单位既没有通知续签合同，也没有依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对其作出处理，他多年来一直为此事举报投诉，因而仲裁院不能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诉请。此外，按照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甘心的国企职工身份没有置换，要求在置换身份时给予经济补偿和在置换身份之前给予最低生活保障不违反法律规定。

由于该案沉积多年，案情复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为查清事实开庭三次，甘心最终获得某啤酒公司经济补偿5.8万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由企业协助安排公益性岗位，并补交养老保险。

匡勇卫介绍，下岗工人劳动争议案件大多复杂、疑难，衡阳市采取“大律师”办案制，选取执业经验超过5年、有相关案件经验的法律服务人员办理。

让法援惠及每一个弱势个体

据肖精华介绍，为提升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衡阳市对申请过法律援助的留守儿童等特殊弱势群体登记造册，跟踪服务，全力解决好案件办结后的遗留问题。坚持案件回访评查制度，采取电话随访、现场回访等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满意度调查，针对发现问题进行整改与培训。

以衡阳县为例，该县健全法律援助网络，在县级打造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乡镇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村社区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点，要求一小时之内解决符合条件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和审批工作。

案件回访评查则采取法律援助中心自查，班子成员抽查5%-10%、股室抽查20%-30%的方式，对案件是否真实、承办工作人员是否受贿索贿、法律援助结果是否满意进行重点回访，努力做到应援尽援、援必满意。

目前，市司法局正与市政务中心积极对接，完善“一窗办理”制度，优化内部办事流程，能一次性办理的要求一次性办理，减少老百姓来回奔波之累。

“下一步，不仅要让全社会认识到法律援助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充分保障法律援助人、财、物等问题，还要利用各种形式，将法律援助的普惠性、重点性宣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法律援助就在身边。”肖精华说。